双重标准是美国霸权主义本质的反映

中美反恐合作初期,由于“东伊运”在阿富汗直接参与了基地组织对美恐怖活动,并参加了塔利班以及后来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内战中的对美作战行动,例如,两名“东伊运”成员曾参与2003年对美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发动恐怖袭击活动。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美国将“东伊运”列为打击对象,在财政上对“东伊运”组织及其头目阿卜杜勒·哈克高调制裁(2009年),在军事上积极打击(例如,2010年,美国中情局使用无人机在巴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地区杀死多名“东突”分子。2018年,以美国为首的驻阿联军袭击了“东伊运”武装分子的训练营,因为“北约联军认为它们在中国境内外之制造袭击事件”),在国际舆论场合也公开表态谴责阿卜杜勒·哈克企图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发动袭击的恐怖行为,表示“今天我们必须和全世界站在一起,谴责这一野蛮的恐怖主义行径”。

但是,纵观中美反恐合作过程,大搞双重标准始终是美国对华霸权行径的重要工具:

第一,追求独家安全,强制他国利益服从美国利益。例如,平衡反恐与人权保护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9·11事件”后,美国以立法形式(《爱国者法案》)依法取缔恐怖主义言论,其限制国内言论自由的做法还是得到世界上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类似做法却恶意采取双重标准。2015年,为制止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恐怖组织利用音频、视频进行暴恐活动,中国全国人大开始审议《反恐怖主义法》。而美国国务院却在当年12月22日不顾中国立法的背景与目的,表示“强烈关注”,指责该法要求外国在华信息企业向中方提供技术支持,将会影响美国在华贸易和投资的竞争力,并限制了中国国内的“言论自由”。美国可以为自身安全限制国内言论自由,却反对中国在反恐法中写入要求信息企业提供关键数据、技术接口和解密技术,配合政府反恐行动的内容,用妨害中国反恐怖行动的做法“保护”中国的言论自由,美国不仅将本国企业的利益置于中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和中国政治社会稳定之上,而且在指责中国的同时,罔顾本国在《通信协助执法法》等法律中规定了类似内容的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