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原子弹“心脏”:事关祖国命运,钱三强曾说哪怕少活几年,也要把它攻下来!
低迷中的坚守
上世纪8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军工企事业单位发出“军转民”号召,“部里领导审时度势,提出了这个方针,但这对八所来说,又是一个难题。”说到这里,陈绍廉刚放松下来的腰又直了直。
改革的春风开始徐徐吹动。1983年,856厂由中试工厂升级改制为“核工业部第八研究所”。为推动八所由生产向产研结合转型,破解科研人员极度缺乏的难题,原核工业部从相关科研所专门调动了十对夫妻为主的多名专家学者充实研发力量,为此上海市特批了几十个“落户”指标。
但相比春风拂面的温暖,八所首先感受到的是一阵透骨的寒意。“有一段时间没活干,工资都发不了了。”目前已退休的科技工作者庄人杰想起初到所里时,正好赶上这一波震动,熟悉的研究不能做下去了,“我们这群人已经来上海了怎么办?那就要积极投入到军转民的活动中,这也是国家需要的。”
在这阵时代掀起的转民巨浪中,很多单位都没能挺过来。盛极一时的八所也跌入谷底。
但即使当年那颗原子弹爆炸的云烟渐渐淡去,回声已经平息,但他们还是那群热血到不计代价的人。他们继续排除万难开展过滤膜研究。
陈绍廉回忆起了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俄罗斯有一家单位做的折叠机和过滤膜都非常好,正好又赶上随综合民用科技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陈绍廉就和团长周渊泉商量去实地看一看,担心外事方面一个人去不合适,所以请科技局处长王德明一同前往。1992年,苏联刚刚解体,秩序如沙堡般土崩瓦解,社会到处一片混乱。“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这怎么办?那也要去!”考虑到可能遇到危险,陈绍廉一行最后辗转联系到当地一位警察,花了50美元请他开车把他们带了过去。“当时那种情况,没有警察是过不去的。”那种紧张心情,陈绍廉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所幸陈绍廉向那家单位的副总经理介绍了中核八所的相关情况,对方非常感兴趣。1993年,中核八所正式派代表团前往俄罗斯,调研了氟膜、尼龙膜、聚偏氟乙烯膜等,并看中了一款折叠机,“10万元买折叠机、纵焊机、环焊机、端封机全套设备,这不算太贵。”因为那时候,美国一家公司曾开价,一台折叠机卖100万美元。合作推进得很快,1994年就签订了合同,同年10月份,八所的设备就配齐了。“他们的设备在我们国内确实是最好水平,我们也很快进行了学习吸收,后面又对其进行了改造。”陈绍廉又指着调研时的老照片,用俄语熟练地念出了每个老朋友的名字。
“机器设备有了,过滤膜也不能总是靠外面买来。”1991年,国际先进水平的气体除菌膜是聚偏氟乙烯(PVDF)材质的平板膜,但谁也没见过这种膜的生产设备,所里决定从有限的技术资料中摸索。没有设备,就自己设计。通过2年多上千次试验,终于成功研制出疏水性PVDF膜。这种膜的诞生,打破了美国公司的垄断,广泛应用于发酵、食品、生物制品等行业的气体除菌过滤。1999年,PVDF膜及滤芯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在每一次选择的十字路口,八所从不随波逐流,总是仔细看清每条道路的沟壑险难,才迈开大步向前走。“有一次领导带我们去美国考察,正在考虑一个几千万美元投资的项目,那个项目在当时是非常吃香的,但是——”,陈绍廉顿了顿,又清了清已经有点沙哑的嗓子,继续说道:“我们一看,他们才生产了十公斤,而且翻看生产记录,报废的产品还不少,合格率很低,我当时就和领导讲,这个项目不行。”陈绍廉考虑,如果真的谈成了这个项目,后续发展的产品产量和质量都上不去,八所后几代人就可能要背负一个沉重的贷款包袱,只图“短平快”的利润不可取,这个决定不能做。
被返聘到80岁的陈绍廉,一直关心着八所的发展,关心着过滤膜事业的进步。从镍烧结管到偏氟膜到四氟膜,再到全氟膜,中核八所脚踏实地地创出了一条新路子。这条路,中核八所也心无旁骛地走了40多年。
十年一张膜,每一张都薄如蝉翼,但浸透了青春、心血、梦想、情怀,却又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