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中俄关系不会因质疑杂音而脱轨

中俄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结构性变化也容易导致彼此对对方的信任度发生变化。叶利钦执政初期,俄罗斯自认为是冷战终结的关键角色和胜利者,因而曾一度期盼世界新秩序的根基是俄美共治。当时的中俄在某种程度上都看不上对方,前者认为后者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后者认为前者的体制类型和已经加入西方民主大家庭的俄罗斯无法相提并论。北约的东扩、北约对南联盟的“人道主义干涉”将俄罗斯从大西方迷思中唤醒,更加均衡的东西方政策成了俄罗斯的选择。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由此得以形成并在随后的20多年间获得了足够的内生性和外源性动力。而随着中国的全面成长,俄罗斯国内一些人开始感到压力,尤其是美国战略学界在2008-2009年推出的“中美共治”构想更是让俄罗斯担忧其在国际事务中沦为边缘角色。近年来,中俄两国日益拉大的GDP体量等问题也使俄部分充满危机感的学界、政界和商界精英不断反思,个别国内学者使用俄罗斯“以华为师”等耸人听闻的语言又进一步刺激了整体国力处于下降期的俄罗斯。

中俄两国的一些民众对两国关系的战略想象有时候过于理想化,以至于一旦在特定事件中对方无法按照自己预期的方式予以坚定支持时,就会因失望的积累而转化为一种疑虑。中俄关系当然不是尽善尽美,这一点和其他的大国关系并无二致。中俄之间相较于其他大国有更多的共同或相近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所有问题上都可以共进退。当代中俄关系的源头部分来源于中苏关系,因此其初始定位就是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和“不意识形态化”的“四不”原则指导下,以明晰彼此“不可为”的方式实现了从 “有所作为”到“大有作为”的发展。中俄关系的核心特征是结伴不结盟,但到了关键时刻,两国总有一些人用结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伙伴。所以,俄罗斯国内有少数对中国在阿布哈兹、南奥塞梯问题、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没有完全站到俄罗斯一边而愤愤不平者,中国国内也有个别对俄罗斯近期在俄美关系、俄印关系上表现不够挺华的疑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