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我看到一段关于疫情的视频,非常震惊,历史不该被遗忘,我们要吸取教训。同时,我觉得,视频中的历史,也可以在当下,给大家带来一些信心。
这段视频,是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视频。在这段视频中,曾光说,1967年,中国发生了一场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的疫情。先看视频,很短:
虽然曾光说得很平淡,但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非常令人震惊。更令人诧异的是,就发生在50多年前,居然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举个例子,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几乎人人都知道,其死亡人数是24万人,和这场瘟疫是一个量级的,而且,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也就是流脑,易感者主要是小孩子、青少年。不难想见,当年多少家庭痛失孩子,但是,它就这样,居然就这样,消失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不是如今的新冠病毒肺炎,我还不知道1967年有如此大的疫情。
而且,这个巨大的数字,在今天也没引起任何反响,16万人仅仅是一个数字。我觉得它不该被遗忘,所以我去搜索了一番,史海钩沉,惊心动魄。
1896年发现流脑病毒后,中国曾经历过三次大暴发,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 1967年和1976年。曾光所说的就是1967年这一次。

流脑也是飞沫传播,易感者是青少年,所以,更加残酷
1967年,53年前,其实并不是一个太久远的事。更远的历史事件,比如抗战、解放战争、二战、各种运动,网上史料很多。但我搜索了一下,关于这一次大的疫情,资料并不多。
安徽日报2017年04月28日的一篇文章,有这样的内容:“以流脑为例,1967年我省报告病例有25万之多,约有一万多个孩子死于该病。而2016年,全省仅报告3例病例。”
不过,雁过留痕,历史还是有依稀的痕迹。痕迹在孔夫子旧书网。孔夫子旧书网中,那个年代关于流脑的书,1967年出版的比例很大。

另一个痕迹在一些地方的地方志中。如今读来,平静的文字与抽象的数字下面,还是感受到无数个家庭的绝望与悲伤。我摘录一些,大家可以看看。
南京
在南京解放前有史料记载发病流行12次,民国3年(1914)、民国22年至民国36年(1933~1947)、民国34年(1945)至1949年,共发病232人。南京解放后,1967年,为流行高峰年,全市发病13837人,死亡303人,年发病率464.59/10万。
青岛
建国后,市传染病院每年收治流脑病人。1964年和1967年两次发生流脑流行,发病率分别为169.50/10万和390.17/10万,(青岛当时人口约140万,也就是说,大约5400人感染)病情凶险,重病以休克型为多。
辽宁
1967年3月,辽宁地区出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1949年以来的第二流行高峰。发病率高达177.97/10万,病死率为5.80%。
为控制该病流行,辽宁省成立了防病指挥部,各市县也相继成立防病指挥机构。1967年共发病51931人,死亡3013人。

绍兴
1950年,绍兴地区发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68例,死亡15例。1951年,发病220例,死亡率23例。1957年,部分乡村出现局部暴发流行,共发病1620例,死亡161例。
1966至1967年,由于人群大流动,本病在城乡各地暴发流行。1967年尤为严重,共发病29118例,死亡1040例。1969年,发病率显著下降。这些地方志中所说的“人群大流动”,一些资料中也有提到,比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知识天地栏目就有这样的内容:
1966~1967年在我国出现了空前的人群大流动,导致发生了全国性流脑大流行,发病率为403/10万,死亡16万多人。
海南文昌县志直接提到了文革:
海南文昌1967年,发生流脑流行,全县21个公社(镇)和3个国营农场共发病643例,死亡57例,亡死率为8.86%。时值“文化大革命”,人群流动量大,发病面广,蔓延快,救治药物奇缺,死亡率较高。
上海川沙的县志说得更清楚:
上海川沙建国初期,“流脑”发病率高,疫情起伏大。“文革”初期,受大串联影响,引起暴发流行。1966年发病2015例,1967年上升至4916例,发病率868/10万。
——上海市川沙县志第二十八卷(五)https://www.xcslib.com/renwen_show.php?id=1001
这个记载,就直接指向了文革中的串联。串联并不遥远,亲历者现在六、七十岁。那么,人口大流动,红卫兵串联的规模在什么量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