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不愿看到的事发生,只要中国不点头,印度制造业就无法崛起

2026年8月15日,德里红堡里,礼炮声响彻云霄,仿佛一个承诺的回音。莫迪站在古老的城墙上,向着14亿印度同胞慷慨激昂地描绘着七大力量路线图,制造业赫然占据着显要位置。他许诺,到2047年,印度独立百年之际,定将跻身发达国家之列。那一刻,激情燃爆了广场,热烈欢呼震耳欲聋。然而,庆典的喧嚣尚未完全消散,一份来自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的报告,却如同冷水般泼洒在热切的期待之上,将这场盛大的仪式拉回了现实的残酷。

文章配图-1

三十年前,1995年,中印两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比重都还相对薄弱,分别占据全球市场的5%和1.5%。然而,三十年后,时间之河汹涌奔流,中国的身影却如同火箭般蹿升至32%,而印度却只能勉强爬升至3.2%。 印度制造战略已经推行十余年,可设想中的工业复兴并未到来,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但没有逼近25%的目标,反而一路下滑,跌至14.3%的多年谷底。曾经承诺的一亿个就业岗位,仿佛人间蒸发,实际数字从5130万骤降至3565万,令人心酸。更令人措手不及的是,2026年3月的那场危机,如同当头棒喝。由于中国对稀土磁材出口的限制,印度电动汽车、风力发电设备、精密电子产业遭受重创,被迫举步维艰。最终,印度内阁不得不放宽对陆上邻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审查限制,将稀土永磁和稀土加工写进投资邀请函,仿佛在向外界发出绝望的求助信号,只为期盼相关产能能够重新回归印度。

文章配图-1

莫迪总统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但残酷的现实却不容忽视:印度要想真正腾飞,绕不开中国这颗巨人的点头。这场僵局的根源,并非简单的经济因素,而是一段深埋于历史长河中的故事。要理解当下的困境,就必须追溯到几十年之前的一个关键分岔路口。上世纪80年代,中印两国在经济体量上几乎旗鼓相当,仿佛两位蓄势待发的年轻勇士。然而,此后,中国凭借着惊人的速度一路狂奔,很快便将印度甩在了身后,差距一度被拉开至印度的五倍之多。当西方企业开始思索将工厂搬迁之时,下一个中国成为了热门话题。印度能否复制中国的经济奇迹,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然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依靠那些陈词滥调——减少腐败、进一步开放、加大教育投入,这些终究无法触及问题的本质。印度前央行行长拉詹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卡普尔,在各自的研究中给出了更为冷静和深刻的诊断:印度真正的问题并非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是其政治结构注定它无法完全照搬中国的模式。

文章配图-2

拉詹敏锐地指出,早在1970年代末,中国工人的基础教育水平已经超越了印度同行。这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成为了未来两个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关键分水岭。第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引进外资工厂——这些工厂需要工人具备基本的识字能力和听懂简单指令的能力。而更关键的是,这些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工人,特别是那些熟悉会计知识的工人,最终有能力摆脱依附,自立门户,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迈向新的台阶。

文章配图-1

然而,仅仅依靠教育的提升,并不能完全解释问题的全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允许私营企业涌现,也允许外资进入,这无疑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印度在90年代也开始跟进改革,并在2000年代继续放宽限制,经济也随之提速,只是从未触及中国那令人惊叹的两位数增长。如果将经济自由度指数进行对比,两国得分其实相差甚微,因此简单地将差距归咎于开放程度,显然是不够全面的。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拼图,是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所说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这套模式曾被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成功运用过,而中国也对其进行了巧妙的改造。其逻辑非常简单直白:对于贫困国家而言,最不缺乏的是潜力,真正匮乏的是基础设施、机器设备和知识。为了以惊人的速度追赶发达国家,就必须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投资。那么,资金从何而来?对于经济学门外汉来说,贫困国家的优势恰恰在于本币——央行可以印钞,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贷款方式创造货币。只要这些资金流入生产领域,就能避免通货膨胀,也能有效控制债务GDP比率。中国的做法,是让国有主导的银行体系将信贷主要导向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并压低贷款利率。

文章配图-1

印度也曾试图效仿中国的做法,保留了国有为主导的银行体系,并曾向本土巨头倾注大量信贷。然而,结果却出现了令人失望的分化。中国企业将这些资金转化为生产力,而印度那批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商人,却将资产负债表变成了一地鸡毛。到2013年前后,印度企业普遍陷入债务困境,银行系统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拉詹后来出任央行行长,着手进行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遏制这堆不良贷款的蔓延。2014年之后,莫迪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投入,投资曲线有所改善,但依然远远达不到奇迹般的效果。

文章配图-1

第三个关键拼图,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在80年代的中印两国,都面临着如何提高工厂运营效率的难题,而这往往只能在车间里学习。两国也都需要美元来购买关键设备,例如德国制造的机床。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正是因为其大规模引进外资工厂,在实践中学习,同时赚取外汇。印度也渴望吸引外资,但效果却差强人意。其中的关键差异,在于地方政府的表现。拉詹观察到,教育、投资、FDI等事务,中央政府可以发布再多的指令,最终都需要基层去落地执行,而基层则必须具备相应的激励机制。

文章配图-1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长期以来与辖区内经济增速密切挂钩;而地方财政又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为了将土地卖出高价,地方政府不得不提前修建道路、架设电力、建设产业园区。这使得招商引资变成了一场层层加码的竞争:外商刚到访,机场便已安排好专车接送,用地审批、手续办理都被地方政府提前捋顺。而在印度,画面却截然不同。中央政府在国际场合反复强调欢迎外资,但地方政府却常常严格执行繁琐的既有法规,让欢迎的字眼被困在成堆的表格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这道隐形屏障,阻碍了许多投资意向的落地。卡普尔进一步给出了三个更深层次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极其直白:印度地方政府普遍面临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如果绘制一张政府雇员分布图,美国和中国是底层厚、顶层薄的结构,而印度恰恰相反——大部分公务员集中在邦一级和联邦一级,真正到市镇村这一层,人反而稀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印度地方政府既缺乏像中国同行那样大规模投资的能力,也无法手把手地帮助外资绕过繁琐的程序。

文章配图-1

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便增加编制、增加预算,未必能解决问题。印度不少地方政府长期存在岗位空缺,甚至有一些贫困地区政府,中央转移支付都无法有效使用。这引出了第二条:种姓制度。这套按出生划分社会等级的体系,虽然在法律层面早已被禁止,但在很多地方,它仍然是政治现实。它以三种方式反噬地方治理:为了防止种姓势力在基层坐大,印度立国者当初刻意压低了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即便地方政府有能力执行中央政策,也未必愿意触及既有社会秩序的禁忌;在极端情况下,某些岗位因候选人几乎全部来自特定种姓,反而被有意搁置。第三条解释则更为反直觉:卡普尔认为,印度是一种早熟型民主——在国家尚未充分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转型。这带来了三重负面影响。公共服务不到位,富人选择转投私立学校和医院,进一步抵制加税,导致地方财政更加捉襟见肘;被特定种姓、宗教或利益群体扶上台面的地方官员,倾向于用补贴回馈选民,而不是投入所有人都能受益的公共产品;选举压力还使得政客偏爱那些看得见、见效快的项目,比如豪华地铁,而不愿在教育这种需要长期投资的事情上投入精力。 将这些要素叠加起来,就能理解为什么印度制造看起来声势浩大,却空有其表:太阳能组件产能从2014年的230万千瓦扩到1亿千瓦,但多晶硅和硅片却九成依赖进口;12亿用户支撑的电信市场,本土高端设备本地化率却不到15%;福特、通用等老牌汽车企业深耕多年后选择离场,留下来的外资也从重资产扎根转成轻资产套利。终端组装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核心环节却始终空着。莫迪政府寄希望于未来五到七年的产业链升级,但正如卡普尔所提醒的,地方政府的能力短板、激励错位,以及早熟民主带来的负担,并没有随着一份路线图的颁布而自动消失。这也是印度经济学家夏尔马在2026年为彭博撰文时所表达的隐忧——他一边承认印度已经接受与中国并肩对峙、边合作的新常态,一边追问中方能否提供对等回报,实际上是意识到了:脱离对华供应链,印度高科技制造业的升级根本没有底气。 那么,印度还有希望吗?当然有。和1980年代相比,今天的印度人民受教育程度更高,数字和金融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显著的升级,UPI、Aadhaar、廉价宽带将大量民众首次真正接入现代经济。全球公司去风险的意愿也确实为印度打开了一扇窗。 只是这扇窗要变成门,还得等地方政府这只缺人的手能够长出力量。2024年那场选举之后,执政联盟不再一家独大,这反而迫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更紧密的讨价还价——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或许并非坏事,它有可能将印度推向一条更像美国那样的道路:又大又乱,进展缓慢,充满争议,但最终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增长故事。只是这条路,绝非中国那条路。红堡上的宣言依旧激昂,车间里的现实依然沉重。2047年的那幅画像能有几分真实,取决于印度是否能够直面自身的结构性病灶,也取决于它能否找到与产业链上游——包括那位无法绕开的邻居——和谐共处的方式。至少在今年的夏天,答案尚未揭晓。